狗屎运
1
坐在靠窗座位上的女人是第一个注意到臭味的。她早先正读着本平装本小说，可还没从书里挪开眼就开始皱上眉了。那女人吸吸鼻子，向旁边打量着，过了一会儿，见臭味并未散去，她合上书，扭过头来看着我。她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同样也闻到臭味了。但我没有回应她，就不让她的期望得逞。我一直盯着前面那个秃头出神。
旁边的乘客们也开始觉出有什么不对劲来了。他们在座位上扭动着，往机舱里东瞧瞧西看看，彼此交换着痛苦的表情，或用报纸或杂志在那儿扇着风。一个空姐慢慢从过道走过来，她的一头黑发在脑后盘了个完美的发髻，她皱起鼻子使劲闻了闻，像捕鸟猎犬要把野鸡从躲藏的地方撵出来那样。她在我的座位前两排那里停住，在抱着熟睡小婴儿的母亲身边弯下身子。空姐小声问着什么，那个妈妈笑着摇头。
“把孩子弄弄干净！”坐在我后面的老女人突然嚷了一句。“如果要带小孩子登机的话，”老女人对她老公大声说，“那把小孩弄得干干净净是最起码的礼貌。”
“不是孩子。”空姐边说边朝机舱后部走。她走到我这排时停顿了片刻，先往左看了看，又往右看了看，最后拿眼睛盯住了我。黑色污迹就在我屁股下的座椅垫子上弥漫着，别人看不见，但是空姐根本不需要瞅见这证据——她一闻就知道是我干的了，一闻就闻到了我的不清白。她又往前走了两三排，核实一下到底我是不是这个麻烦的罪魁祸首。靠窗座位上的女人此刻已经知道了，她尽可能地往舱壁上贴，还用又迷惑又不解又觉得恶心的目光上下打量我。
空姐折返回来，半蹲在我身边，“先生，”她问道，“你是有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我对她说。
她一直小心地压低声音，一来省得我觉得尴尬，二来也是想保持风平浪静。“是不是出了意外？”她又问。
我不看她。我前面的秃头也已经转过头看我。他看起来像我爷爷，和蔼可亲的嘴巴上一道白胡子，两只耳朵朝外招着风，恰似湖中振翅欲飞的天鹅翅膀。
“先生，”空姐重复着，“要是你觉得哪里不舒服，我能帮助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根本不用担心的。”
我一言不发。
“我们能带你进去换一下衣服，再给你一些东西让你的胃也舒服一点。你要跟我来吗？”
“不。”
并不是我爷爷的前排的秃头冲空姐摇着头，看着空姐的眼光似乎在说：“我们这是在跟个疯子说话。”
空姐又试了一次。“我们一块到机舱后头去吧，好吗，先生？我真的觉得你很快就能感觉很多的。”我还是没有给她回答，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顺了顺她蓝色制服裙上的褶子，快步往机舱前面走去。
一些乘客已经离开座位了，在安全距离外站成一小撮，一边小声嘀嘀咕咕一边吃吃地笑一边拿眼睛不断看着我。我才不看他们，我也不试着去听他们说些什么。我就坐在我自己的那泡屎上等。
空姐带了另一位机组乘务员来，一个英俊的空少，下巴上有个酒窝，并且顶着精心造过型的前额头发。“有什么我们能帮您的吗，先生？”空少问。
“没有。”
“好吧，”他说，快速转变了原本恳求兮兮的话风，“我们必须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请，先生，咱们别把事情搞得太僵。”
我系上安全带搭扣，把带子拉拉紧。
空少空姐二人见状很快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啊？我用眼角余光看他们，做好一切防备等着他们可能要到座位上抓我。但是我们还没闹到那步田地。他们一点儿也没打算动用武力强迫我。这事不是他们招来的，他们也不想这个事情发生。我深深了解这一点。我也不想它发生啊。我向来就不是个爱惹麻烦的人，不过事已至此，也不得不麻烦下这些人了。
“我必须警告你，先生，”是空少在说话，“在州际航班上滋生事端是一项联邦罪行。”
他等着看我的反应。没有反应。
“我重复一遍，”空少说，“我最后重复一遍：我们需要你跟我们去机舱后部。否则我们就要通知地面机场，着陆后会有警官等在那里。先生，你听清楚我在讲什么了吗？”
“他不舒服，”空姐小声说，把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先生，请吧。我们会给你处理干净，换上身干干净净的衣服。”
“我得从这儿出去。”靠窗女人说，“这就是个精神病。他真叫我恶心死了。”
“去叫吉米来，”空少对空姐说，“我们得把这老兄弄走。”
我想让他们明白，我想让他们瞧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把他的照片从钱包里拽出来，让他们看看他的笑，他仰着头似笑非笑的样子……会对这件事起点儿作用吗？他们会点着头咂吧着嘴，紧握我的肩膀与我站在一起？还是四下里嘘声一片？
2
他的真名不是赫克特，可我就这么叫他。我是在这个城市街道上端的顶层豪华公寓遇见他的。那是一个著名摄影师的家，他拍的漂亮男孩、女孩的照片在时代广场上有七层楼那么高。就是这个摄影师那天下午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参加派对。八成某个更有魅力的客人临时取消了赴会，我猜我是替代出场的。
“带个剃须刀来，”摄影师对我说，“别的东西我提供。”
一个男仆——只为这个晚上雇的——在门口迎候我，并帮我脱下雨衣。我之前也做过这种工作，为有钱人的派对备办食物，在场中穿梭着让客人取食或者给客人倒酒。我差点儿告诉他这些，但又意识到可能这种具有同情心的表示会被理解为施舍——过去我也做过卑贱的工作。但你看我现在！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一时惊慌失措起来，那种高中时期才会有的不寒而栗的感觉又涌上心头。真怀疑这整场派对就是个整人的圈套。卢尔·亚历山大如期赴约，这傻小子，就让他天真地以为会和这帮当红小生一起玩好了，实际上真正的派对已经在离这儿几公里之外的地方火热开场了。摆酒设宴者就乐于见到我蒙在鼓里迷茫不已的样子，然后人家再哈哈大笑。可就在此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子穿着燕尾大礼服，站在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后面，桌上排着大量的瓶装烈酒。我接过她递来的一杯伏特加，扫视一遍整个房间。摄影师最负盛名的作品都被镶嵌在玻璃镜框里挂在墙上，照片上的主角个个带着他们最经典的笑容。小口啜着我的伏特加，研究着镜中人的站姿。明星，他们都是大明星，可他们跟窗外的风景比不了，窗外的景物在雨中模糊不清的散发着光彩，头灯尾灯的光在大街上汇成河流，远处的桥梁隐约可见，像怪兽哥斯拉的珍珠——我的夜晚之城。
我原以为自己只想看看雨水打过的窗玻璃，而不想看别的，但是我错了。
“你是亚历山大？”
我闻声转过身去。一个裸体男人，湿淋淋的才从淋浴中走出来似的，一只手里拿着条卷成卷的毛巾，站在银色的地毯上。我看了看吧台餐桌后的女侍应，她慌手慌脚地正佯装摆弄着开瓶器。
“是的，”我说。眼神向下，看着我的雨靴，橄榄绿色的宽条纹灯芯绒长裤，黑色羊绒高领毛衣，“我觉得穿得太隆重了。”
他似笑非笑地点点头。他是我见过的身材最棒的男人，水也不想从他的皮肤上跑掉——幻化成露珠挂在他身体上，就像新打了蜡的汽车上的水滴。
“我们一直在等你呢。来吧，跟我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城市的原因，我心想。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某一天哪个美丽的、一丝不挂的裸体男人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呢，来吧，跟我来。”去哪儿都行，先生，我暗自琢磨着，把剩下的伏特加一饮而尽。
我们进的房间想必是摄影师的工作室。暖气片正来回摆动，空气湿润，像置身于热带。一块巨大的白色摄影布铺排在地板中央。一桶一桶蓝色的冒着蒸汽的水蹲在油布上，黄色海绵漂浮在热水里。十二个光着身子的男人也站在油布之上，手里拿着喝的，或谈笑风生或一个对着另一个交头接耳。算上我那位向导，那么站在油布上的就有十三位裸男了。那是在1991年啊，是在文身盛行和在身上穿洞发飙的年代之前，那时候每个人的身体发肤都是自己的。我看出六七个熟面孔来，都是出名的艺术家和艺术撰稿人。
“亚历山大！”摄影师大叫一声，“总算人都到齐了！十三人参加的派对可是个超级凶兆。我们怎么着也得宰一个！这位是亚历山大，诸位。诸位，这位是亚历山大。”
“你好，亚历山大。”较为友好的一帮人响应了一下。其他人只是轻描淡写地瞥我一眼便继续其谈话。
“亚历山大是个特别有天分的年轻雕塑家，”摄影师接着说道，看得出他已经对我失去兴趣了。
“画家。”我说。
“现在，”摄影师说道，“谁是第一个？”
“我，”那个向导应声说，“我都要冻僵了。”
“没人跟你说要冲澡，”一个高高瘦瘦四肢修长的男人说道，他戴着副方方正正的黑框眼镜，是个评论家，为城内一家著名杂志撰稿。“你就想从我们这儿捷足先登，占尽‘湿身’和狂野的先机吧。”
“好了，”摄影师说。“好了。赫克特第一个来。挑个人吧，赫克特，挑个人！你选谁？”
赫克特直视着我，他棕色的眼珠被长长的眼睫毛包围。可怕的欲望一下子升腾起，脚底板打了个寒战。
“他，亚历山大。”
摄影师扬扬眉毛。“来得晚的倒最得宠。那你就上吧，亚历山大。欢迎来到派对。来吧，加入我们。把衣服脱光。”
我把眼镜放到地板上，很紧张地脱下衣服，一直能感受到大家注视的目光，用一只脚歪歪扭扭地站着脱下另一只靴子。我的身材并不差——那年我还跑了马拉松呢——但是赫克特，嗯，赫克特的身体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是个奇迹。人们根本别指望去拥有这么妖孽的身材。这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不好，不健康。
我踏上大白布，意识到静寂。我被自己的好奇，害臊，当然最大的仍然是欲望，刺激得快要发狂。
“ 你的剃刀，”摄影师小声说，“剃刀在哪里？”
我小跑着回到衣服堆那儿，从裤子口袋里拽出个皮盒子。又站回白布上，拉开盒子的拉锁，先拿出里面玳瑁制的把手，再把钢制剃须刀片打开。
“哇噢！”人群里的某一位发出惊叹，从那里还传来浅浅的、紧紧巴巴的一声笑。
“你知道怎么使用它吗？”评论家问。
“知道。”我对他讲。我知道。我父亲喜欢直刃刀片，他坚称安全剃刀是留着给那帮娘娘腔和青春期的女孩子使的。他在我还没长出络腮胡子之前就教会了我使用这种刀片的技巧。
赫克特笑了。我就想说他的牙齿准定超级完美，可不就是么，一口雪白衬得他的面色要更黑一些。“来吧，”他说，“我相信你。”
我知道游戏的规则。
我把一个蓝桶拎过来，把黄色海绵齐腕深深浸到肥皂水里，然后围着赫克特转着圈子，就像我在博物馆里绕着大理石雕像转圈一样，审视着，前面，侧面，背面。站在他身后，嘴里叼着剃刀把手像个海盗似的，挤压着海绵，望着小瀑布般的水流从他后背落下，流向急转直下的脊椎沟槽，穿过臀间的缝隙，顺着退，流到脚上汇聚在一起。赫克特微微前后摇摆着，一会儿贴着我，一会儿又离开，一个又狡猾又调情的动作。
可眼前的一切只是赫克特游戏的一部分。他想我忘记自己。
我曲下双膝，让泡沫流下赫克特血管暴突“钻石型”小腿肚子。他踮起脚尖，让肌肉伸展到极致，此举让我深深知道赫克特是多么熟悉他的身体，远远超过我熟悉我自己的。他完全知道怎么站，怎么动，知道把他的手放在哪里。他知道手臂伸直时哪里会有曲线。赫克特啊，我明白了，他的一生都是跟镜子纠缠在一起的。
“你怕了？”他问，向下看着我，下巴抵着肩膀，声音里带着几分嘲弄。“你干吗不戴上手套？”
”我不会割着你的。“
我把海绵放在白布上，开始给他刮。每一下短且快，沿着他的毛发线前进。我忘了带个磨刀皮带来，但是赫克特也断不会允许他的体毛长得多长——他剃毛一定像小姑娘似的频繁。说到底，这只是个展览。刀片十分锋利，我挪上他的大腿，又仔细又有耐心地应对着他膝盖那里棘手的角度。我极度渴望想问问他，他是怎么练就这样一个身体的，但那不是我在这里应该扮演的角色。我只是一个没有一句台词的小人物。让剃刀沿着他大腿上肌肉倾斜的坡度行进，听着刀锋喳喳地游走在他的皮肤上，心底深深感激那个决定不来参加这场派对的男人。
最后终于可以刮他的脸了。我用自己的胸腔紧紧压着他的，一只手臂缠上他的腰，固定住使他不动。他并不需要被这样固定着不让乱动：赫克特能保持一个姿势好几小时不动的。但我就是想让我空着的那只手放在那儿，爱抚他光滑紧致的皮肤。剃过他的喉头，用大拇指拉紧他的脸颊，引领刀锋斜着掠过，剃过他的下颌线，剃过面颊骨下那处小洼地。剃完之后用掌心在他身上脸上游走，查查看有没有什么遗漏之处。末了折起刀架，从我那最终作品前退后几步。从他的脚踝骨到两鬓长长的鬓角仔细打量，赫克特现在是个完美的、光洁溜溜的、没有毛发的人了。
观众们喝起彩来，赫克特致以深深的鞠躬，然后再执起我的手，我们一起再次鞠躬谢幕。
接下来，我们在那儿聊了好几个钟头，不时地走出房间拿些新鲜饮料，然后接着去注视雨中的城市。我觉得跟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侍应点伏特加是有点儿傻兮兮的，可人家根本就没看我，倒是在赫克特转头看别处的时候偷偷瞄了瞄他。
“来看我跳舞吧，”他钦点了我，小口啜着玻璃杯中的矿泉水。
“乐意之至。”
“我们这周有演出，《春之祭》。你喜欢斯特拉文斯基吗？高难度的芭蕾，要求极高的水平，对芭蕾舞演员来说特别难。“
“那可得祝你好运。”
赫克特假装受了惊吓般双目圆睁。“别，别。千万别对一个舞蹈演员说‘祝你好运’。”
“摔断条腿(break a leg)？”
他兀自划着条十字，“老天啊，禁止说这个。不，不。永远别说。说，‘狗屎(Merde)’。”
“狗屎？真的吗？”
“狗屎。”
赫克特告诉我他想转行当演员；他觉得跳舞本身圈子太窄，对他有局限。虽然已经是他们公司里最最鸿篇巨制的绝对男主角，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罗密欧，《睡美人》里的王子……对他来说还不够。他要的是百万拥簇。他想演电影。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暗地也在脑海中梳理消化着他的言语。我得抛下我的画去执掌摄影机了；赫克特会变成个腕儿的。我要聚焦放大他那招牌笑容，让他雪白的牙齿闪瞎所有美国人的眼，让整个世界在眨眼间都为他一个人晕了菜。
3
派对过去以后，他就雇我给他画肖像。从学校出来后，我就没再碰过肖像画；我把最后三年时间通通花在我的水塔系列作品上了，“水塔1-59”。我也怀疑我能不能公正客观地画出赫克特的肖像来。
我的怀疑还真靠谱；每一回探索都是一回递减练习。画纸上怎么都勾勒不出一个完整的赫克特。他光着身子站在我那“红钩”工作室的水泥地上。工作室是和“郁金香”一同合租的，之前“红钩”是间卖肉的铺子。“郁金香”是从加拿大曼尼托巴来的，是个有时候跟女的睡觉，有时候又不跟的女同志。
“如果她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赫克特在我好容易形容清楚我的生存状况以后问道，“她干吗不管自己叫双性恋？”
“她觉着双性恋是种逃避。”
赫克特抬抬眼眉，“那跟男人干就不是啦？”
“你快闭嘴吧，摆好姿势。”
“她应该只跟男同干那事儿，”他说，两手抄在背后，酒窝里闪现出娇答答的笑，“要是她担心政治上的什么东西的话。”
我从草图板上抬眼看过去，说，“郁金香可不是你的菜。”赫克特无所谓地耸耸肩。
“你不跟女人睡觉吧？”我问，“睡吗？”
“只在我想跟她们睡的时候才睡。”
注意力回到我的工作上。“别扭，是吗？站着别动。”
他冲我吐着舌头：“不管怎么着吧，‘郁金香’什么时候回家来？”
“随时都有可能。你现在站的这地方以前就是放绞肉机的。我们刚搬进来的最初半年，整个地方都散发着牛肉的恶臭。”
“看我。”他说。
“你冷啊？”
“冷倒不冷。”他说，“我孤独。”我扔下画板朝他走过去。
……
画布上最难捕捉实现的部分是赫克特的脚——其它一切都是完美比例，古希腊大理石雕像一般的棱角和线条——但他的脚很难看。他那是舞者的脚，骨节凸起，伤痕累累，脚骨拐突出，横生密布着黄褐色老茧。可赫克特引以为荣，他甚至穿着衣服时也要光着脚四处走——当然，穿着衣服这件事在室内时是相当罕见的。他的脚有助于我更好地弄懂他。赫克特是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长大的波多黎各人。他四处卖弄风情地昂首阔步，他沉迷于在镜子前爱惜自己的羽毛，赫克特真是个厉害角色，又是运动员，又是艺术家。
某天晚上，我们受某杂志编辑的邀请，去参加在斯卡斯戴尔镇的化装舞会（人家邀请的是赫克特，我作为陪同嘉宾一起去）。我上他公寓接他，门才一开，我就倒抽一口冷气。他裹着全黑的连身弹力纤维紧身衣，简直太紧太紧了，以至于我能一眼看见他肱二头肌下的血管，也能瞧出他这紧身衣下面没穿内裤。
“你不是当真要穿着这个去吧？”我问。我是在宾夕法尼亚小镇里长大的娃儿。我们那个镇子以产钢闻名，而不盛产美国橄榄球大联盟的后卫。我一直认为自豪的男同性恋和自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当然了。”他说着，吻了我的嘴。“我是猫侠！”
“猫侠？根本就没有猫侠这号人物……你是不是指猫女啊？”
“操他的猫女，我猫男！”
麻烦这种东西就是陷进去了出不来。我的装扮是个投资银行家：穿着回形针条纹的套装西服，配条红领带，再配上红色吊裤带。
在往中央车站去的地铁上，我坐在座椅上，脸红心跳着，其时赫克特就站在我前头，什么扶手也不抓，就随着地铁行进的节奏前后轻晃，来来回回地哼着三句普罗科菲耶夫的曲子。他后面的一排坐着几个紧抓着购物袋子的老女人。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闪出个不着边际的怪念头，那就是她们八成会同时从座位上跳起来，用粘粘的爪子撕了他再狼吞虎咽地吞了他。
抵达中央车站宽敞的大厅，站在画满星座的顶棚下，赫克特居然翻起了筋斗——筋斗——连续三个。看我咬着下嘴唇的样子，他还笑。他对着一个紧锁双眉的警察挥手打招呼，那人站在问讯处小亭子旁边，上下甩动着手里的警棍。
“快点，”我对赫克特说，推着他朝前走。“还有两分钟就开车了。”
“紧身衣的问题在于，”赫克特说着，掐捏着自己两腿之间的布料，“太磨得慌了。”
我们登上要坐的那班车，还挑了个空车厢坐。赫克特叹着气，想到要被关四十分钟很是沮丧。一帮穿着学校制服的高中生大呼小叫地赶在列车开车前的最后一刻挤进我们这节车厢。在看见他们的那一刻，他们剃过的头和手上戴的班级戒指，就让我心里敲起了警钟。可赫克特看上去安之若素，像没有瞅见这帮孩子一样。他把头抵在我的肩膀上，打起瞌睡来。
男孩子们注意到我们了，开始傻笑和小声说着笑话。其中一个也有样学样照着赫克特那般把头搭在同伴肩上，那同伴故作厌恶地把他一把推开。检票员穿过车厢过来，我买了票，目送他的蓝衬衫后背远去，最后消失在滑动门的另一侧。
男孩子开始向我们扔东西。第一架纸飞机滑过我们的脑袋，然后是团成球的报纸。我用肩膀轻轻耸耸赫克特，我想离开这里，换个能跟大家待在一起的车厢。赫克特睁开眼睛，正赶上一个捏扁了的苏打水易拉罐飞到我的膝盖上。他抓起罐子，坐直身子，猛的朝着那帮狐朋狗友党里块头最大的一个孩子掷过去，一个蓝眼睛的牛犊子似的彪形大汉。易拉罐砸在那孩子的鼻子上又立刻弹飞。在那倒霉孩子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赫克特已经站起来，身体朝前探着，大粗胳膊挂在自己前面座位的靠背上。
“你上回被猫侠装扮的人打个满脸花是什么时候来着？”
那男孩无言以对。下一站有一大家子人上了我们这节车，寂静被打破了，车厢里响起的都是小孩子快乐的哭叫声，此后一路平安无事，车到斯卡斯戴尔之前再没出什么岔子。
“我们得坐出租车回来，”出站的时候我对赫克特说，“我付钱。”
“最好是你给钱，”他说，“你看我这浑身上下哪儿还有放钱包的地方？”
4
某夜，我们外出溜达，穿过中国城，闪躲着匆匆而过的人流。我们对着吊着的烤鸭和烤乳猪指指点点，关在玻璃水池里的螃蟹也瞪视着我们，它们的钳子被蓝色橡皮筋绑着，赫克特张张嘴想说点儿什么，可是真出来的却是一阵咳嗽，一直咳一直咳。他站在人行道中央，双手扶着膝盖，他的身体随着干咳剧烈震动着。我扶住他的双肩足有一分钟，而擦身而过的行人则避着我们，远远的，没有人停下来，哪怕是那么一下下。
“我们得从这鬼地方搬走，”他总算能说话了，眼睛给咳得红红的。“向上帝起誓，我对纽约客过敏。”
这可真是个勇敢的玩笑啊。我们验了血，也被诊断书宣了判。我们看遍了所能找到的每一篇关于新疗法的文章，也借此学会了一门新的语言。我给那些多年不曾联系过的朋友们打电话，那些从绝望狂欢的一轮又一轮派对、跳舞俱乐部和各种开幕典礼中安静退出的生病的朋友。平安无事时，我从未想起过他们，这让我万分羞愧。让我更加羞愧的是在我述说了我们的坏消息时，还努力想听出别人声音里的感激。
这帮生病的朋友中的一些人也会大骂我一顿，言辞痛斥说为什么总也不来探望，我对他们的怒气照单全收。当一个园丁冲你大声嚷嚷说谁践踏了他辛苦修剪好的草坪，其实不是独独只冲你吼的。那是冲着过往的十年里，每一回都要抄近路走草坪的混球吼的，冲每一个光着上身从杜鹃花上一路重重踩过来，冲每一个一身黄毛的拉布拉多狗用它们的大厚爪子扒过新理好的草皮吼的。你是最后一个越界侵入者，所以你得接受之前园丁对所有入侵者的责骂。
我挨个联系上那些感染了的朋友，向他们打听治疗效果好的医生、医院。我听着他们说，还记下笔记，感觉他们对能有这个畅所欲言的机会的感激之情。他们迁怒于政府，迁怒于自己的保险公司，迁怒于那些传染给自己的男人和那些爱过却最终抛弃了他们的爱人，迁怒于那些不跟他们深情对视的棒小伙子，还迁怒于这个想让他们死掉然后一了百了的国家。
我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暗下决心。我宁肯对着嘴巴开一枪也不愿意死在一大包怨恨和恐惧里。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都这么陷在怨天尤人的怪圈子里爬不出来。一些人相比较而言还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热烈谈论着尚处于实验阶段的新药物，传说中的超级特效药。这些药物中没有一样是经过联邦许可的，只有试验者才能接触到这些药物。
我对赫克特讲这些消息时，他点着头。他已经知道这些了，已经打过电话给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艺术赞助人”，他说，眨巴眨巴眼），他也安排了我们二人与一个声誉卓越的医生的会面——此人现时正负责新药物的实验治疗。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基桑亚尼医生说，他坐在整齐排列着一大堆文件而且纤尘不染的桌子后头，“是试着让坏家伙们绝种。我们谈到病毒载量时，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知道啊，”我答。赫克特换过眼来看我。“但又不是特别清楚。”我补充一句。
基桑亚尼医生笑了，他出乎意料的年轻，深色皮肤，干净整齐，有型有款。他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眼镜，领带上黄色的部分遍布着精巧的小蝴蝶图案。“究其本质来说，病毒会自我克隆。复制，备份。一毫升血液中所含病毒数量就称为病毒载量。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新疗法……你们也知道这个疗法刚刚才诞生，是个彻头彻尾全新的药，至于长期服用它的疗效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我们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确实会起作用。早期结果看上去虽然相当喜人，但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用这个药会有风险，诚如我刚才所言。如果你们决定用药了，如果你们当真自愿，那么你们便会成为真人试验品。”
赫克特一直看着窗外。我看看他又看看医生。“如果是你，”我问他，“如果坐在这儿的是你，那你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吗？”
“我相当肯定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他递过来一份长长的合同，注明了对医院、制药公司以及这世界上所有人责任的豁免。我们快速浏览了一下合同条款，一个问题也没问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我们来验一下血。如果病毒载量低于五千，我们就得等等。如果高于这个值，我们就开始。对了，先生们，”医生说着，摘下眼镜，“这是个极具侵袭性的治疗方法，可不像吃几片阿司匹林那么简单，上午可以打电话找我。这些药片，可是一剂猛药啊。”
我们忙不迭地点头，迫不及待地要开始了。我能感觉到病毒在我身体里四处流窜，每一秒钟都能产生一百个病毒后代来，每一个都打算在我的身体里悄无声息地把我毁了。
一个戴着口罩和长筒橡胶手套的护士给我们抽了血。第二天早上基桑亚尼医生打来电话。赫克特的载量是一万八，我呢，我是两万五。在我们步出医院，行走在冷冷的冬日阳光里时，赫克特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我想你在我旁边，”他说，“要不我永远也记不住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再者说你又比我会做饭。”成为一个比赫克特手艺好的厨子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咽下去的所有东西也不过就是高蛋白饮品和未煮过的蔬菜。他可不想我只在炉子旁晃来晃去，他想我看着他。只要我作为目击者在那里一天，赫克特就一天不会消失。
就这样我搬过去跟他同住了，抛下“郁金香”、肉铺子和“红钩”工作室，直奔位于翠贝卡的赫克特以及他那个带有双卧室的公寓去了。这是我头一回住在曼哈顿城区。我一直都在幻想这么个事：当我住进城里时，我应该已经在苏荷画廊开个展，《艺术论坛》里还有对我作品的评论。可现实中，赫克特才是那个手握各类杂志评论剪贴本的男人，还有报纸刊登的他登台表演的大幅剧照，大把粉丝寄来的信件（虽然绝大多数都来自他妈妈，他对我招认了这一点）。
我们开始进行数种药物治疗周期的第一步。“鸡尾酒时间，”赫克特会这么说，把琥珀色药瓶子里的药片摆在厨房桌上，分门别类堆好：赫克特之晨，亚历山大之晨；赫克特之夜，亚历山大之夜。
在一起生活的最初几天里，我们视那些药片为我们的小英雄，像才新清洗过的美国小兵列队通过巴黎，向着欢迎人群挥手致意。核苷（酸）类似物，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蛋白酶抑制剂——我们怀揣敬畏之心，虔诚地念着这些名字。它们是救我们的命的小药丸。
对这些药丸的好感并没有持续太久。我们必须围绕着服药时间来重新计划安排生活，得记住去羟肌苷必须空腹时吃；利托那韦口感略酸，应该跟着巧克力奶一起咽下去；那个地拉韦啶就必须掺上八盎司水飞快咽掉才好，像兄弟会男生将啤酒一饮而尽那么吞。我得知拉米夫定会导致头痛、失眠和疲乏；那个奈韦拉平会引起呕吐、腹泻、发热，以及皮肤上的爆发紫疳——跟奈非那韦引起的症状一样，只不过奈非那韦和沙奎那韦一起服用的话，你会觉得像是几把刀子要刻穿你的肋骨。扎西他滨把我的食道烧出个洞来。“小溃疡而已，”基桑亚尼医生这么说，端详着我的喉咙声像图，“疼么是会疼，但不危险。”齐多夫定阻止新的骨髓产生，这对我来说本不算什么，直到染上恶性贫血症，体重减轻四十磅，面无血色了这才觉得大事不好。有那么两周我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每次只要站起来快一点的话，眼前便会金星乱冒。整个过程苦不堪言而且危险，但我还是恢复了。
第一次事故发生在疗法进行到第九个月的时候，当时我站在街角，正等着变换红绿灯好过马路。只觉得肠子内一阵收缩震颤，随即一股可怕的湿意顺着大腿流下去了。脑海中当即闪过一个画面：四岁时的我因为我妈大声呵斥了几句，坐在长长的没有及时修剪的草坪上大哭。灯变了，我穿过了马路。
羞耻就是黑屎汤子流进你的裤管，再流进你的袜子里，然后你还得这个样子去爬你的爱人的公寓大楼后面的阶梯。羞耻就是捆扎起你的脏衣服，塞进垃圾袋，再将之丢进回收垃圾的溜槽。羞耻就是站在喷头底下，把水调到你能接受的最烫程度，用磨石大力擦洗全身上下，两腿上窜出一大片血色红点还不能罢休，还要更加用劲才行，恨不能把自己从这张皮里整个剥出来，走出这具皮囊，让这具娇生惯养的身体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基桑亚尼给我开了止泻药，但它们又太管用了，以至于六天都拉不出大便来。遂停用。两个月以后我又出了另一次事故。我开始使用成人尿片。基桑亚尼又给了我别的药片，让我好歹保证自然的排泄节奏，又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能不穿着尿片安全上街。
每一轮新疗程在赫克特的身上都未出现任何副作用的反应。而我呢，则萎缩在黑乎乎的卧室里，数到一千，向自己保证一旦数够了数，剧烈的头痛就会不见，同时透过这道门我还听到电视机声和赫克特低低的笑。他没有遭我遭的罪，没有那种折磨人的恶心呕吐反应。我跪在马桶前嗷嗷狂吐，陶瓷大马桶上四处飞溅着橘黄色呕吐物的时候，赫克特会用湿毛巾给我擦嘴，也会替我轻轻挤按脖颈。我会吐到马桶里然后向上望着他，望着赫克特一如既往的漂亮，望着赫克特在镜中审视他自己是怎么照料我的。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们每三个月要查一下病毒载量，刨去恶劣的副作用不提，我开始对这个疗法有反应了。我的载量指标缩至五千，并且一直在五千左右徘徊。病毒哪儿也没去，可也没能再自体复制出新的病毒来。我的身体和疾病呈胶着状态。但赫克特的指标却升高了，从一万八到了两万四，从两万四到四万，四万到五万二，五万二到五万四，从五万四又到了九万。他还在跳着舞，他的身体一直保持着强健和轻盈柔软，但病魔也在一路繁殖着。
我搬进来十八个月后，六月里一个明丽的星期天，赫克特喊着我的名字。我冲进浴室，看他正站在镜子前，张着嘴。他的舌头表面覆盖着奶皮一般的薄膜。鹅口疮。
我打电话到基桑亚尼医生位于威斯特彻斯特的家中。背景里全是小孩子们的尖叫，搅拌器的轰响，以及低于一切声响的巴赫的赋格曲。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明白了，”他说。我暗想，请您别用那个短语，医生。“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听着，我要不要带他上医院？”
“他的呼吸怎么样？”
“呼吸还可以。就是——生了鹅口疮就一定是——？”
“把那个放下，茱莉亚，”他说，“谢谢你，小甜心——不好意思，亚历山大。你能再说一遍吗？”
“生了鹅口疮就一定是——？”
他在电话里长叹一声，我很能够描绘出那幅画面来：取下他的金属框架眼镜，用手背揉着他疲倦的双眼。“我能跟你说的是，未检验之前一切都不能确定。但是，是的，没错，他得了艾滋病。明天早上带他来医院，我会给他一些针对鹅口疮的抗真菌剂。很快就会消除的。”
“明天早上？”
“除非你想去急诊室。明天来吧，我们还要拍个X光胸透，瞧瞧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第二天早上，戴着塑胶手套、口罩蒙着脸的医生护士们对赫克特做了大把大把的检验化验。蛇形管随着支气管镜盘旋着进入他的气管中，在那里取些小小的组织样本，再放到显微镜底下细查。他们让他脱光衣服躺在钢制机械台上，把铅垫盖在他的腹股沟上，然后用X光机查遍他身体的每个部分。三个不同的护士往他胳膊里戳了不同的三下，抽了血做三种不同的血液检验。
完事之后，我们紧挨着坐在基桑亚尼的办公室里。我想握着赫克特的手，但他不让；他看向窗外，注视着街对面的高楼大厦。
“你今晚必须待在这里了，赫克特，”基桑亚尼说，“必须呆上一阵子了。你染上肺炎了。”
赫克特慢慢转过头来，看着医生。“肺炎？”
“寄生性肺炎。卡氏肺囊虫肺炎。我们会给你用潘他米丁，但我得把你留在这里。真是——你居然还能够这样活动自如，真是不可思议。大部分情形下，患这种病的人如果没人帮着，在房间里都寸步难移。当然这是个好兆头……但还有个不好的兆头：你的T-4淋巴细胞少于200，低了，比正常值低太多了。我们打算转换使用另一系列的药物治疗——”
“谁是我们？你和我？”
“不是——”
“亚历山大和我？”
“只是个说法罢了，”基桑亚尼说，“亚历山大的药物在起作用，他会接着服用。对你来说呢，肺炎用抗生素，鹅口疮用抗真菌剂，整个全新的方案。我在八楼预留了房间给你，那可是个号房间，有阳光呐。”
……
赫克特三天就击退了肺炎，着实让基桑亚尼吃了一惊。医院准他出院了，赫克特又恢复了排练，虽然衰弱但仍然渴望舞蹈。他慢慢地恢复了力气。到了八月，他又获准成为团里的芭蕾舞男主角，对剧团来说，这个决定既高贵却又厄运缠身。时间又过去了几周，在练功房做准备活动时，赫克特的脚后跟从横杆上滑脱，整个人仰面朝天摔在地上。那天晚上，有三个芭蕾舞女演员来了我们的公寓。她们取笑赫克特笨手笨脚把自己搞成这样，大家都一起笑了，但瞧得出来芭蕾舞娘们都给吓着了。赫克特以前可从未摔倒过。接下来的星期一，我带一包食品杂货回家来，发现赫克特正坐在厨房桌子那儿，盯着自己的手。
“排练取消了？”我问他，把牛奶搁进冰箱。
“我请假了。”他说。他的眼睛又干又黑又充满了未知。
……
我与病魔的战争一直进行着且已经稳住了阵脚，而赫克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这事儿真是让我想不明白，而且相当愚蠢，还有些罪过。
情况越来越糟。时常会发现他站在起居室里，问他找什么呢，他就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眨巴眼，似笑非笑的，再耸耸肩。有一回我正在客房里画画，听见浴室里传来重击声。跑进去一看，他光着身子跪在花洒底下，水流向下冲击着他，前额上撞出了一个红色的瘀斑。
“出什么事了？你没事吧？”
他从地漏那里捡起一簇头发举到我面前，“亚历山大，你快变成秃子了。”他悲悲戚戚地说。
他看电视时再也笑不起来了，盯着电视似乎想看谁会从屏幕里走出来。即使电视被我关上，他也注意不到，只是盯着空空的屏幕，一盯就是好半天。
十月里一个雨天的清晨，我被一阵怪异的呻吟声惊醒，翻过身看躺在旁边的赫克特面朝下，右手臂抽搐着，我以为他在做噩梦，就用手戳戳他，他没有醒。我便替他翻了个身，看着他双目圆睁，嘴角上挂着两道口水。
我叫了救护车，急救人员赶到，他们把赫克特从床上抬起来，固定在担架上驱车前往医院。基桑亚尼医生在候诊室见到我，他手里捏着马尼拉文件夹，耳朵上架着支铅笔，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关上门。
“情况很糟糕，亚历山大。”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叠X光片，“他脑补长了淋巴瘤，我们做了几次CAT扫描。”
我看着赫克特大脑的黑白影像，基桑亚尼用铅笔的橡皮头指着造影上白色模糊的一团。“看见这团组织了吗？”他又指着另外一团，“还有那一块？到处都是，全是病变组织。”他的喘气声很重，用铅笔敲击着桌面。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问道，铅笔的敲击声听着像炸弹的巨响。
“我们明天就开始放射治疗，我为他预留了同一间房，就是八楼那间。听着，亚历山大，你感觉怎么样？”
我不明白他到底想知道什么。
“上次你的病毒载量指数非常低。”他满意地点着头，“低于四千。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
次日，医院的技师就开始对赫克特的头进行大剂量的X光照射。几周照下来，他的身体开始枯萎，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开始萎缩，骨头一块块嶙峋地顶着皮肤，皮肤松松垮垮，越来越了无生气，到最后看上去就像一张为了赶时间才在最后一分钟匆忙包裹在礼品上的包装纸。
十一月里有那么两周时间，他好像好了点儿，能一次清醒好几个小时。我用勺子喂他蛋奶和苹果酱的时候，他能冲我点点头，我把他的嘴巴擦干净的时候，他能对我浅浅地笑。
有一次他让我把他的画像带到医院去。
“我还没画完呢，”我告诉他，“它永远不能像你一样好看。”
“带来吧，”他说，“我想看看。”
第二天我就把画像带去了，画夹在两层瓦楞纸板中间——画像上的赫克特是全裸的，我可不想让大街上的人，地铁里的人盯着他没穿衣服的样子看。我把画递给他，他对我点点头，让我把画放在窗台上。
“你想让每个人都看到这张画吗？”我看着画，画上健康的、肌肉强健的赫克特也看着我。可这是一个蠢问题，我还是把画放在了窗台上，再退回来。
“不，”他闭上眼睛，“我不喜欢这个画框，不要黑色的，把它搞成木头的，浅色木头。”
那周稍晚些时候，画被重新换过画框。他点头称许道，“很好，我看起来真不错。”
“是啊，”我说，“你是看起来不错。”
“还有哪儿没画完？”
“你的脚。”我说。指着画中他的腿和脚踝。画面中的赫克特漂浮在半空中，在肉铺子的水泥地板跟他的身体之间留有空白。
赫克特笑眯眯闭上眼，“脚是难画。”
……
新年前夜，我偷偷带了瓶香槟到赫克特八楼的房间，前一周他就已经失去意识了。我把香槟倒进两个塑料杯子，一杯他的，一杯我的。坐在他身边看电视，看着新年倒计时大球落下来，看着成千上万的小彩灯照亮巨大的数字：1994。看着烟花在小小的荧光屏上绽放。有个护士进来查房，查看了他的脉搏和呼吸，手指先冲我左右晃了晃，继而接受了我一杯香槟。她跟我们待了十分钟，同我一起唱了《友谊地久天长》。
“新年快乐！”她离开房间时说，“过两个小时我再回来。”
她走后我把椅子拉近赫克特的床，俯下身子亲吻他的额头，他的皮肤潮湿而滚烫，对此我早就已经习惯。这几个月烧总是来了又退，退了又来。他的身体慢慢垮掉了。要是我把手掌放在他胸骨上挤按，那他就会像灰一样碎掉。他蜡黄的脸靠在白色枕头上，嘴唇干裂发紫，半张半阖着，下巴上生了一小块胡子，下唇鼓起，像棒球手嘴巴里塞了块嚼烟一样。我把他下嘴唇拉开，卡波济氏肉瘤已经在牙龈上长得像成串的葡萄了。
我精疲力竭地从床边站起身，走到洗手间，打开热水，等着变烫。把毛巾打湿，涂上液体肥皂，回到赫克特身边。用毛巾轻敷他的脸，从口袋里掏出玳瑁手柄，打开刀片。电视上的烟火依然璀璨，我刮着他脸上粗糙的胡子。刮完，把肥皂泡沫擦掉，再用干净毛巾擦干他的脸。手里拿着刮胡刀，正站在他面前，我想，要割断他的喉咙是多么容易啊，对他来说又将是多么美好啊，是一份慈悲，可我永远做不了这个事。我永远对赫克特下不了这个手，就算是出于怜悯和慈悲，我也下不了手。
在那天夜里我第一次懂得了一个古老的故事，那木马就是爱，它不顾一切警告，冲过一道道城门，装了一肚子刺客——刺客们带着长刀在黑咕隆咚的肚子里匍匐前进，烧毁了那座城池。
一周以后他死了。葬在隆冬里。
……
新型抗病毒疗法赞扬声四起，被称为取得了巨大成功。笑得合不拢嘴的医生优雅地占据了杂志封面，手里拿着试管，下方是醒目的大标题：“绝望着的希望，病毒狩猎者，年度风云人物，终于有治愈的希望？”读着一篇又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他们赞美科学家的创造力，他们如何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试验，他们如何从一个又一个失败中跋涉出来，又再开始新一轮的攻坚战。
我读着药物分子结构图表，读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通过的日期，浏览各种各样列有对药物百分评测的图表：它们有效降低病毒剂量、提高T-4淋巴细胞的数量、每一项毒副作用的指标。所有这些数据都是两栏平行排列的——一组是使用新药的，一组是使用安慰剂的。奈韦拉平的数据显示，它会引起47%的人恶心和呕吐，而使用安慰剂的那边则只有3%。呼吸沉重起来，我读着药物诱导症状两年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被放在一栏里，专门用斜体字标识出来。这些副作用我可都领教过，还好大多数我都扛了过来：肾结石，胆红素，腹痛，乏力，腰痛，腹泻，呕吐，胃酸逆流，食欲不振，口干，背痛，头痛，失眠，晕眩，味觉改变，皮疹，上呼吸道感染，贫血，外围神经病变，肝中毒，胰腺炎，溃疡，皮肤干燥，嗓子痛，发烧，消化不良，肌肉痛，焦虑，抑郁，皮肤瘙痒，易怒，痛感敏感，胆囊炎，肝硬化。
我相信，这些名词听起来很有韵律感，我想：这些词对打字的人来说全无意义，它们只是汇聚、组合、堆砌了一堆辞藻罢了，没有丝毫痛苦的负担。我想，这些是幸存者的苦难。我看着用安慰剂那组的百分比：2%，2%，0%，1%——这些数据总算让我明白了。我把杂志丢在地板上，闭上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砰砰砰敲打基桑亚尼的门，一个一手拿着记录板一手端着咖啡的护士走过来，微笑看着我。
“你感觉怎么样，亚历山大？”
我再次猛砸房门，基桑亚尼把门打开。两个年轻男人站在他桌前，一黑一白，他们的头垂着，凑到一次，声音低沉急促，手里抓着合同。
“亚历山大，”基桑亚尼说，“出什么事了？感觉还好吧？”
他是赢得这一巨大医学战役的英雄，成功让他获益良多。他靠着门框站着，英俊又充满都市气息，一只手插在羊毛衫口袋里。一开始他脸上的表情是温暖又充满关怀的，但我脸上的表情让他改变了主意，在我开口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把手举起来挡在我面前阻止我说下去。
“你眼睁睁看着他死掉，”我说，“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却眼睁睁看着他死掉。”
我没觉得自己说话声音大，但那两个年轻人转过头来看着我。基桑亚尼走出办公室，对他们点点头。
“给我一分钟，先生们。”他在身后把门关好。
“他从来就没有用上过真药。是不是？”
“亚历山大，我们出去走一走？”基桑亚尼想拉我的胳膊肘，但我把他推开了。“亚历山大——”
“是不是？”
“不是。他是我们两组对照的组成部分。”基桑亚尼看着我扭曲的脸，赶紧补充，“医学试验必须得这么操作。”
“你看着他死，这两年你是他的主治医生，你除了给他糖丸之外什么都没给他，你看着他死。”
他一把抓过我的肩膀，愤怒得瞳孔收缩。
“你以为我这样拼命工作就是想让人死吗？听我说，在我们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压根不知道这些药会不会奏效，没人知道，这是一个崭新的研究。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样的药物杀死的人比杀死的病毒还多！可必须得这么做，药就得这么试验，必须得有对照组，从古至今都必须得有药物对照组。”
“对照组”这个词冷冷悬挂在日光灯下，那么确实，那么无情。
“可为什么是他？医生，他应该活着啊，你怎么选了我？谁让你选我的？”
他松开我的领口，摇摇头。“我没有选你，一切都是随机的，是计算机随机选择名字，只不过是运气罢了，亚历山大。”
我觉得双脚无力，害怕自己会瘫倒在油毡地板上，我不想现在这么软弱，我祈祷上苍赐予我力量。
“他本可以挺过来的，”我平静下来，“如果你给他用药，他完全可以挺过来。”
“用的是双盲法。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有医学实验都是这样进行的。必须这么做。我不是那个坏蛋，亚历山大。我知道你想找出坏蛋来，但这里没有坏蛋，不是我，也不是食品药物管理局。没人是坏蛋。这就是我的生活，生活就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为这天杀的病找到治愈的方法。两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药物管不管用，可现在我们知道了。房间里那两个人——”他用手指着关上的门，“他们就有机会活得更长。”
我把脸贴在米色墙壁上，潮红的脸颊抵住冰冷的油漆，能听到水管汩汩流水的声音，还有楼下传来的锤子敲打声，我想象中几乎能够感觉到铜线内奔涌的电流。
“我不想说谁是坏蛋，医生，我只想要赫克特。”
他点点头，“很抱歉，亚历山大。我看过他跳舞，《睡美人》，但我对芭蕾一窍不通，可是——”他耸耸肩，笑了笑。“所有观众都为他鼓掌喝彩，听着，我想里边那二位肯定已经惊慌失措了，让我先跟他们谈完，然后咱们在一起出去吃点东西，边吃边谈。”他抓了下我的手臂，然后伸手推开那扇门。
“医生，”我说，他停住，等着我。
“你知道我的药在起作用，你知道这个很长时间了，可你从来没说过什么。对不对？你千万别说不是。当你看到发生的一切，你完全可以给他真的药，也许是太迟了——我不知道，但至少你可以试一试，赫克特也许——”
基桑亚尼脸色一沉，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在门还没完全合上的时候，我看见那两个年轻的恋人隔着少许空当坐着，但手仍然握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位直勾勾地看着我，眼里充满恐惧和困惑，另一位则望着窗外。
5
空姐和副驾驶一起过来了，那是个宽下巴的男人，衣袖卷起到肘端。他行至近前，一边用手扇风一边紧蹙眉头。
“他像这样坐在那里多久了？”他问空姐，语调低沉，隐隐含着怒气。
“大概一刻钟了。我觉得他是病了，吉米。”
“你觉得他病了？别开玩笑了，他是病了。”副机长朝我俯下身来，脸离我只有几十厘米。“看着我，老兄，”他小声说道，皱着鼻子，“看着我。”
我看着他。我们对视了好几秒。
“最后一次机会，”他说，“要么跟我们去后面，要么我们抬你过去。”
他等我回话。他看出我不会过去的，便探手解开我的安全带。我没有阻碍他这一举动，这事已经闹得太久了。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待在这帮人中间了。
副机长对空少使了个眼色，膝头向下一弯抓住我的脚脖子，空少托住我腋下，俩人一起使劲把我从座位上扯起来，一边走一边咕咕哝哝。这会儿大多数乘客都站起来了，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幕，他们一定已经在心里盘算好落地以后如何给别人讲述这个故事，航班上有个疯子的故事。
我软趴趴地瘫在机组人员身上，歪歪扭扭地被架着行进，任他们把我架到飞机后部，然后再把我硬推进厕所里。“我就站在这儿，”关门前空少说，“落地以前您就哪儿也别去了。”
在这里我终于把脏衣服脱下来。弄湿一张又一张纸巾，擦拭身上的秽物。把液体肥皂按压到手上，竭尽可能把自己搞搞干净。
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我很想看见基桑亚尼的女儿眼睛里流出血来。我很想他过来找我，绝望哭泣着向我求助。那我就递给他小糖豆，对他说，“喂她吃这个。她是受控组的一员，必须得这么操作。”
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但愿那小姑娘长命百岁幸福快乐。但我想让她知道，她踩过的草坪之所以苍翠繁茂，是因为有美丽的男人腐烂在草底下了。至于你么，尸体，我觉得你可是上好的肥料。从粪土里长出什么来，就拿什么养活我们；我们就吃坟墓里长出来的草。我想让基桑亚尼的女儿知道这个。我想让这个国家知道这个。
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一定要它成功。赫克特会成为电影明星，我会为他的每一部电影掌镜，每秒24帧拍摄以及播放帧率的赫克特。24帧生命的图画。他将会在每一处大屏幕上熠熠发光，然后再上录影带，赫克特会走进千家万户。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有他，《睡美人》里的迪塞尔王子，亲吻奥罗拉，把她从百年沉睡中吻醒，然后倒带重来，再沉睡再吻醒，再往后倒带，再沉睡，再吻醒。
我光着身子坐在马桶盖上，在引擎运行平稳的嗡嗡声里睡过去。我们正往西飞，在夜色中的美国，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